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历程，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矿产勘查工作运行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近年来地质找矿工作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取得具有宏观影响的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地质勘查管理体制仍欠完善，相应运行机制还欠清晰。主要表现为：矿产勘查市场主体不发育；矿产勘查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矿业资本融资市场等。
　　回顾10年地质勘查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探索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矿产勘查改革的方向或目标模式是什么，二是明确矿产勘查的改革路径或推进模式。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勘单位发展的取向
　　自我国地质勘查体制改革以来，商业性地勘队伍如何开发产业、发展壮大，一直是推动改革深化的关键之一。就矿产勘查业而言，地勘单位如何形成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由弱变强，面临着一系列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
　　1．地勘单位向矿业市场主体发展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30年，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在此过程中，逐步培育和塑造微观主体，促使这些利益主体主动要求和积极推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而在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张中要求市场机制的形成，并通过追求市场竞争，进而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从整体过程来看，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市场主体培育－企业改革－产权改革－市场机制逐步形成。实践证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关键在于解放生产力主体；体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是否形成了强有力的主体，以及按市场规则增进了利益主体的利益导向。这是我国任何产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
　　在此大背景下，地质勘查工作改革，特别是矿产勘查业的改革，基本上也要遵循这一内在逻辑。10年来，在商业性地勘工作改革的首要环节上，即在矿业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表现在：部分地勘队伍实现了探采一体化；一些民营矿业企业兴起，如天宝、中川等矿业公司。但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度要慢于其他行业：市场微观主体较为单一且不发育，全国地勘队伍“百局千队”的格局并没有突破；地勘队伍多未形成稳定的产业，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主体，而是“打工主体”。因此，要推进地质勘查队伍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塑造市场化主体。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既缺乏国际大型矿业公司，又缺乏大型初级矿业公司；既缺乏独立地质师，又缺乏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公司）。
　　2．西方发达国家矿业经济的主体
　　在西方发达国家商业性矿产勘查工作的运行体制中，市场、企业和政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作用，互为影响。矿产勘查的市场运行包含着诸多要素，如勘查资本、探矿权资产、勘查技术（包括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勘查中介（复杂劳动力）、勘查信息等等。然而，所有这些要素都须落实在具体的经济主体上方能顺利运转。因此，健全的经济主体是矿产勘查工作市场运行的基本条件。在西方矿产勘查体制中，参与勘查活动的主体是在市场中自发形成与发展的。按照其业务范围，可分为三类：矿产勘查主体、勘查服务公司、勘查投资主体。

　　（1）矿产勘查主体
　　矿产勘查主体又可分为3类：高级矿业公司——兼营矿山和找矿；初级矿业公司——以找矿为主业，通过市场筹集资金和出售产品（远景地或矿权）；找矿人（或称个体找矿者）。高级矿业公司是指矿产勘查、开发一体化的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资产，侧重开发性勘探和勘查，是有远景矿权资产的主要买主。初级矿业公司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探寻优良的远景地（探矿权资产），工作程度不一定很高，但需有市场价值；二是寻求资本，主要是从风险资本市场上寻求勘查资本；三是制定勘查活动计划，寻求实施计划的合同单位，并通过计划的实施取得找矿发现，将勘查资本转化为增值的探矿权资产；最后，再将公司增值的探矿权资产转化为勘查资本，再去寻找新的探矿权资产，或者参股高级矿业公司，分享矿山开发的利润。在矿产勘查实际活动中，找矿人凭借现有资料和找矿经验，灵活机动地发现矿点、矿化带或其他找矿线索，将其卖给初级矿业公司，有时也卖给高级矿业公司。总体说来，他们的活动大大降低了找矿风险，提高了找矿效果，其成果往往是各种更大规模后续勘查活动的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者都是核心勘查主体，它们完成了从最前端到最后端的全部矿产勘查工作。这些勘查主体之间，既有分工也有重叠。
　　（2）勘查服务公司
　　勘查服务公司是矿产勘查市场上十分重要的成员和活跃的主体。勘查服务公司包括两类：中介服务公司和技术服务公司。
　　（3）勘查投资主体
　　勘查投资主体的成分很复杂：有独立的投资公司，但很少单做勘查投资业务，一般是在开展其他领域投资活动时兼做勘查投资项目；有矿业公司，它本身就可以是该公司的投资者，也可是另一矿业公司勘查项目的投资者；有的是非矿业企业，可能涉足勘查投资；有的是独立个人，通过证券市场进入勘查投资者行列。证券交易所在勘查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投资公司的筹资、公司之间的参股、个体的投资多是通过股票认购或交易的形式操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股市是勘查资本的最主要来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找矿突破的主力军是各类矿业企业，特别是各类矿产勘查主体。然而，矿产勘查是一种高投资、高风险、高效益的行业，需要政府给予扶持和保护。首先，为降低矿产勘查风险，由政府出资开展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所得信息向全社会提供。其次，需要政府为商业性矿产勘查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加强市场监管，调节市场规则、市场形态以及要素的市场配置与流通，为矿产勘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3．我国地勘队伍改革难点
　　我国现行的商业性地质工作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脱胎出来的，矿产勘查业的市场主体弱小，这虽然是发展过程的难点，却也只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难点和问题，出在对改革方向的认识和处理事务的方针上。
　　（1）事业和企业、公益性和商业性分割不清
近年来，一些省（区）政府出资开展1∶5万区（矿）调，通过招标由地勘单位承担，在调查工作过程中形成所谓的“探矿权”，再由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政府把出让“探矿权”的收入，一部分再投入到矿产勘查工作中。这种运作模式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两者混淆不清。
　　通常来说，1∶5万矿调（或区调）应属公益性地质工作的范畴，由政府出资，由地调机构承担任务，成果提供全社会使用。但在上述运作模式中，调查成果由政府招拍挂出让，从本质上看不属公益性地质工作的范畴。这种以探矿权为诱饵拉地勘队伍搞地质调查的“模式”，把本属公益性的信息变成政府的“私有财产”，也把地勘单位当成了自己的“附庸”，极大地腐蚀和破坏了市场规则。
　　在一部分人看来，凡是政府出资的地质工作，应统统纳入“公益性”地质工作的范畴，这是公益性地质工作认识的错位。从短期看，这是让地勘队伍“谋钱”之计，迁就了什么工作都依赖政府的老观念。从长期看，这种认识模糊了改革方向，地勘队伍成为政府垄断探矿权的“好帮手”。循此思路，政府额外地养育了一些地勘队伍，企业化方向无法实施，事业单位性质长期暗存。这种把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地质工作混为一谈的观点，动摇了地勘单位实行企业化、产业化改革的方向。商业性地勘队伍一定要形成自主经营的独立实体，不能继续做政府的附庸。
　　（2）地勘队伍改革中的产权制度缺失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勘单位推行了企业化改革，经历了进尺承包、储量承包、经济目标责任制等改革创新，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应该说，这种改革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联产承包”，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由于没有涉及产权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地勘单位企业化进程受到很大的限制。
　　探矿权是地勘单位劳动的主要产品之一，也是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本来，矿点和远景地的查明和探矿权的登记获得，是由国家制度保证的，正好发挥地勘单位的知识和技术优势，作为资产获得与增值的主要途径。但是由于招拍挂，高价逼着内行退出，地勘单位难以获取探矿权，只能尾随“矿老板”或“政府项目”充当“打工仔”的角色，企业化进程难以加快，全行业仍以“打工经济”为主。尽管许多省（区）为鼓励地勘队伍承担勘查或调查任务，将招拍挂探矿权所得的一部分（约5%~20%）返还地勘单位，但只能得“小钱”，仍不涉及产权问题。
　　由于地勘队伍缺失自己的产品，导致地质工作改革仍然以承包经营责任为主，很难实现改革新的飞跃。国家指明了商业性地质工作单位企业化的方向，但主管政府部门给他们放过什么权、让过什么利？因此，要推进市场化方向，就应把矿业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放给地勘单位，从而使地勘单位的改革从目标责任制向产权经营方向转变。
　　（3）地勘单位资金短缺
　　找矿得靠矿业公司，而且主要依靠初级勘查公司。目前，我国找矿突破主要依靠企业化经营的地勘队伍。由于历史原因，地勘队伍包袱重、经济落后，近年虽然有明显改善，但总体是靠“打工”挣钱。因此，地勘队伍一般不敢把“打工”挣的钱拿到矿产勘查市场上“豪赌”。我国缺乏矿产勘查资本市场，资金短缺成为地勘单位的瓶颈。
　　当前，国家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旺盛，但我国缺乏矿产勘查资本市场，地勘单位缺乏融资渠道，无力进行矿产勘查市场竞争。政府出资矿产勘查实属应急之策，并非治本之道。政府应加强矿业资本市场建设，完善商业性矿产勘查工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资金支持措施，指导和扶持我国矿业经济主体的形成与壮大，促进地质找矿重大突破。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责的定位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是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监管和服务主体，它不是市场的成员，不参与市场活动，而是场外的管理者、监督者和服务者。具体来说，政府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制定法规和政策，监管运行过程，提供信息服务，促进勘查，等等。但目前我国政府通常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资源所有权的代表者，二是行政事务管理者，三是国家出资勘查的特殊民事主体。由于政府担当着三重角色，稍不留神就会定位模糊，造成混淆，产生缺位、错位和越位。在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建设方面，政府缺位尤其明显。
　　1．公益性地质工作不到位
　　首先，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不到位。中央公益性地质队伍规模过小，专业结构不合理，缺乏油气地质调查队伍。个别省份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也还在漫漫征途中，至今尚未到位。
　　其次，公益性地质任务不到位。由于任务不确定和不到位，使得一些地方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虽然组建了，但工作量不足，致使人才流失。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基础薄弱，欠账过多，成为制约找矿的重要瓶颈。
　　2．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建设不到位
　　一是矿业市场主体不到位。政府与企业争市场，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
　　二是矿业权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对症，满足于“以权换钱”，对长期有矿权而无实际工作（圈而不探）的探矿权缺乏有效的监管。
　　三是市场理念和政策不到位。用于指导地勘单位自主发展、扩大资本、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益、生产有竞争力商品的政策不明确，留恋旧体制。
　　3．改革的基本理论不到位
　　在推进我国矿产勘查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对改革的基本理论研究不到位，导致许多认识和政策问题无形中起着阻碍作用。例如，过去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地勘队伍企业化似乎改革就成功了，混淆了“地勘行业改革”与“地勘单位改革”，其结果是把企业化异化为“发展多种经营”，本末倒置。近年来，又提出了探矿权的“招拍挂”，成为矿产勘查“市场化”的代名词。鉴于“招拍挂”有偿取得探矿权的负面影响甚大，在此指出几个问题，以示其害。
　　（1）违背了矿产勘查规律。在区域地质调查中形成的探矿权，一律以“招拍挂”方式出让，以体现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由于矿产勘查阶段具有高风险的特征，投入与产出几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投入很大，血本无归，比比皆是；投入不多，收获甚丰，不乏其例。总体来说，在矿产勘查初始阶段不可能得到回报。政府主要是通过后续的矿业开采和矿产品销售阶段的税收来体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鉴于这种情况，政府开展公益性地质工作，目的就是为降低商业性矿产勘查风险。目前的一律以招拍挂探矿权来获取探矿权，违背了地质科学规律和地质工作规律，把“权”全部作为“资产”，将“虚拟”的资产看作“实在的资产”。
　　（2）增加了矿产勘查风险，提高了勘查成本。在国外发达国家，矿业权一般采用“先来先得”的办法获取，也就是行政允许的方式获得。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区）加大了探矿权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其中以挂牌和拍卖居多。据《2008年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08年经招拍挂出让探矿权542个，平均每个1200万元，大大提高了矿产勘查的成本。由于探矿权本身的不确定性，无形地增加了勘查风险。在招拍挂过程中，招什么、拍什么？实际上只认钱，不认勘查方案、勘查能力和勘查资质。有的政府部门热衷于探矿权的“招拍挂”，有的甚至以勘查空白区拍卖多少钱而自豪，这是典型的急功近利，是对矿产勘查工作的误导。探矿权的“招拍挂”，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矿业权的炒作之风。
　　（3）割裂了矿业上游与下游的关系。对于矿业权的招拍挂，非地勘专业的投资者往往是“傻子过年看对门”，跟着有点地质资料的人举牌。因此，国有地勘单位是否参与竞争，往往成为衡量矿业权价值的标志。国有地勘单位因缺乏经济实力和灵活的机制且相对理性，往往难以通过市场竞争取得优质的探矿权。因此，使投资主体与矿产勘查工作主体分离，勘查工作与找矿效果分离，破坏了矿产勘查工作责、权、利的连续性，不利培养探采一体化的市场主体。
　　四、结论和建议
　　发达国家商业性矿产勘查体制是一个全球体制而不是一个国家体制。市场经济国家的矿业公司和勘查公司，绝对大多数都是在全球筹资、全球勘查的公司，只有按这种模式运行，才能实现勘查要素特别是矿产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这就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自己独立的商业性勘查体制，尽管这个体制可以在这个国家内部运行，但它很难进入国际矿产勘查市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坚持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运行，商业性工作必须进入市场，由企业来承担。政府投资公益性地质调查。
　　我国地质勘查体制改革，应是由政府推动、需求催化、政策支持、市场促进的一个过程，各方面应共同努力，除加强公益性地质工作之外，还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转变观念，强化矿业意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勘单位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地质勘查独立于矿业开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质勘查是依附于矿业开发的，地勘单位是矿业公司的一部分，勘查与开发是一体化的。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地质勘查业。目前，我国矿产勘查要向采、选、冶延伸，强化矿业意识，把矿产勘查看成是矿业的起点。
　　2．加快矿业市场主体的培育
　　当前，地质找矿突破必须依靠现有的地勘队伍。培育不同类型的矿产勘查市场化主体，就是把地勘队伍转变成不同类型的勘查公司。一是组建初级矿业公司，但在我国缺乏矿业资本市场的情况下难以实现，需要进一步研究矿业投融资市场建设。二是转变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服务公司，如物探队、水文队、钻探队转变成为劳务、技术、工程的服务公司。三是对产业链较长的地勘队伍实现探采选冶一体化。对一些改革基础较好的地勘队伍，政府应引导其与矿业企业重组和兼并，造就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勘查开发一体化的矿业体制，实现从地勘行业向矿业的跨越。
　　3．放权让利，实行产权制度改革
　　要彻底纠正金属矿产探矿权“招拍挂”的做法。地勘单位企业化改革必须从放权让利做起，落实地勘单位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搞活地勘单位。把地勘单位劳动成果——矿业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放给地勘单位。通过放权让利，然后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实现地勘队伍从“打工主体”向“市场主体”转变。
　　4．加强矿产勘查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矿产勘查中介服务机构是活跃勘查市场的催化剂，矿产勘查技术服务机构是保障矿产勘查各项任务完成的技术队伍。目前我国的勘查服务机构问题有四：一是数量不足；二是规范程度不高；三是业务水平距现代矿业的要求尚有差距；四是缺乏独立行事环境，受政府和企业的影响较大。各种勘查服务行为是行政法律和技术标准在市场中的实现，中介服务和技术服务的不规范就等于市场的不规范。因此，要大力加强矿产勘查服务机构建设，为商业性矿产勘查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的服务环境，以推动各种勘查要素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
 

       为确保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组织实施质量，促进实现地质找矿突破，经国土资源部批准，国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6月19日发布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勘查合同书》（以下简称《勘查合同书》，并将以此为范本与地质勘查单位签订项目勘查合同。
　　《勘查合同书》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6]342号）有关规定以及国家地质勘查有关规范编制而成的。《勘查合同书》包含8条28款以及3个附件，对勘查工作进度、技术质量、勘查成果和经费使用等事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明确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合同双方的责、权、利等。
　　《勘查合同书》是在多层次、多领域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完成的，合同范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地质工作规律的要求，对勘查单位关注较多的施工方案变更、外协工程、资金拨付方式、勘查成果及资料归属等有关事项进行了原则规定。合同书包含了以下四方面主要内容：一是关于项目的实施、施工方案变更。合同第二条明确规定，项目通过设计审查并签订勘查合同后方可开始野外勘查施工。由于地质勘查项目实施不同于一般的工程施工，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进展，需要对项目施工方案进行调整和变更。为此，合同规定勘查单位应向出资方委托的监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和工作变更方案，监理部门按照项目变更的审批权限正式批复或上报基金中心审批，变更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实施；二是关于地质勘查项目的外协工作。合同第五条第3款规定，勘查工作原则上根据批复的设计组织施工，自行完成各项地质勘查工作任务。如确需分包转托外协单位完成的，需事先报经出资方同意，按照工作内容和条件选择符合资质要求的外协单位。在项目设计书中应明确外协单位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和经费，并与外协单位签订分包外协合同；三是关于项目经费的拨付方式。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合同第三条规定，项目经费采用首付款、进度款和质量保证金的方式分阶段进行拨付。首付款为项目年度经费预算总金额的40％，出资方保留项目经费预算总额的5％作为项目质量保证金，待对全部项目成果验收合格后拨付。这样，既为项目的正常开展提供资金保证，也确保了国家投资的资金安全；四是关于勘查成果和资料归属。地质勘查找矿工作不同于单纯的工程劳务，勘查工作体现了勘查单位和探矿者的知识劳动，应调动其找矿积极性。为此，合同第五条第3款规定勘查单位对通过项目实施形成的相关勘查新技术、新方法，有权申请专利、申报项目成果奖以及在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中署名，但需注明由出资方资助。此外，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地质资料应归出资方所有。
　　《勘查合同书》的出台是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实行合同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市场方式优选项目勘查承担单位是中央地勘基金项目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与中选单位签订勘查合同是开展勘查工作的前提。目前，国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已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合作勘查投资合同书》（试行）、《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合作勘查追加投资合同书》(试行)、《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项目监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委托监理合同》等，这些项目实施管理合同和办法为中央地勘基金推行项目合同制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投资地质找矿取得突破提供重要保障。

    山西‘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让人知道了一个生僻的名词：尾矿。其实，尾矿既能带来灾难，用好了也会是巨大的财富——  
 

　　尾矿既是废物又是宝

　　尾矿是指金属或非金属矿山开采出的矿石，经选矿厂选出有价值的精矿后排放的“废渣”。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绿色矿业办公室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尾矿堆积量已高达80.51亿吨。大量堆存的尾矿不仅占用土地资源、破坏地貌植被，其含有的重金属铅、锌等放射性元素和化学药剂等，更会造成对地表水、地下水及大气环境的污染。此外，不少病、危、险库还潜伏着泥石流、山体滑坡、垮坝等地质灾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家园。

　　尾矿虽然有潜在的危害，但也有潜在的经济价值。据专家介绍，我国的矿产资源大多数为共伴生矿床，特别是有色金属矿山，其尾矿中大都含有多种有价金属和非金属矿物。例如：河南灵宝市的金矿尾矿含金量达7克/吨，而按国家的相关技术标准，矿石含金量达1克/吨便具开采价值。

　　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只有30％，共伴生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全国开展综合利用的国有矿山不足其总数的10％，大量有用资源进入尾矿、废石中。

　　尾矿治理为何这么难

　　据了解，70%的不合格尾矿堆放或事故都发生于中小型矿山。原国家经贸委公布的《尾矿库安全管理规定》中，对尾矿库的设计、建筑、使用、管理、闭库及再使用均做出明确规定，但不少矿山企业却敢于无视政策、逾越法规。此举暴露出相关地方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力。在缺乏有效监管和引导的情况下，有的矿山将大量有价值的尾矿用于井下充填，使其永失再利用的可能性；有的则对可能引发灾害的病、危尾矿库置之不理。

　　本可作二次矿产资源的尾矿，却为何不能引起矿主们的开发积极性？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对于矿主来说，比起主矿开发几十倍的高额利润，尾矿二次开发利用的价值往往显得微不足道，而不被看在眼里。加之大多数矿区都设在远离大中城市、远离建材市场等较偏远地区，运输半径的增加和市场销路的不稳定，都使很多矿山企业视尾矿开发为“鸡肋”。

　　此外，相比主矿开采，尾矿开发对技术要求相对较高。有专家指出，尾矿库类似水库，且其中混杂大量泥浆和沙石，其开发须经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制定开发方案，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指导。否则，开发过程中极易出现溃坝、垮塌等危险。

　　整体利用是根本途径

　　实现尾矿的减量化、无害化，直至全部资源化，是从根本上治理矿山环境、走矿山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途径。专家指出，从尾矿中回收有价成分，尽管效益可观，却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尾矿的数量，尾矿压占土地、破坏和影响环境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为此，加快尾矿整体利用的科研开发显得更为重要。

　　上世纪70年代，粉煤灰和煤矸石被煤矿企业视为难以处理的垃圾，矿主们为躲避环保部门的罚款，常常要花钱雇人将其弄走。而今，经过科研开发，当初的“垃圾”成为铺筑高速铁路、烧砖、发电的上好原材料。不但其占地、污染等问题得到解决，且“一车能卖20块”。因此，成熟的技术加上市场，是矿山企业积极参与尾矿治理与开发的保证。

　　目前，已有不少矿山企业或投资商看重尾矿回收风险小、收益确定等优点，联手科研部门进行尾矿再回收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北京东方建宇混凝土技术研究院致力于尾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尾矿砂进行适当处理后，作为细骨料成功用于预拌混凝土中，其生产工艺已应用于各类工程建设中，其代表性工程包括首都国际机场扩建三期工程和央视新台址建设工程。

　　除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加快科研开发外，业内人士也呼吁建立一套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完善和加强“矿山二次资源综合利用”政策法规的立法和执法。专家指出，对于尾矿的资源属性、权属、管理体制等，并没有哪一个部门、哪一部法律或规程中作出过明确规定。因此，建立一套完整协调、独立完善的资源综合利用立法体系值得期待。

    随着 “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的展开，如何推进地质工作根本转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关注，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地质工作还未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整体上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地质工作的主体——地勘单位仍然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地质找矿的投入仍以政府为主，地质找矿成果明显下滑，大部分地勘单位困难处境没有明显改善。因此，有必要对地勘行业尤其是地勘单位的改革思路进行反思和梳理。

    四、对地勘行业改革的几点认识
　　1.地勘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地勘单位改革的前提，是整个行业改革的关键。事实已经证明，地勘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搞不好，地勘单位的改革是不可能搞好的。
　　2.地勘行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勘查开发一体化。地勘单位的改革有3条出路：一是全面转产，适合没有地质找矿条件和能力的单位；二是转变成地质勘查的劳务、技术、工程的服务提供商，适合于专业性地勘单位，如物探队、水文队，钻探队等；三是转变成勘查开发一体化的勘查型矿业公司，政府应在法律、政策、资金等方面重点支持地勘单位向矿业延伸，实施勘查开发一体化，将地勘单位打造成勘查型矿业公司，这应是大多数地勘单位的出路，也是地勘业改革的根本方向。
　　3.地勘单位的改革还得从放权让利做起，落实地勘单位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放活地勘单位。国家要加大对国有地勘单位的地质找矿投入力度，并把其劳动成果——矿业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处分权、收益权全部放给地勘单位，这样就能极大调动地勘单位的找矿积极性，地质找矿的大突破就指日可待，国家的投资就能得到最大的保值增值。
　　4.国家及各省应将“地质勘查基金”改为“国有地勘单位发展矿业扶植基金”，支持地勘单位发展矿业。设立地质勘查基金的初衷是支持地勘单位，实际却是与地勘单位争饭碗，地勘单位只能继续为国家打工。国有地勘单位是我国地质勘查的主体，如果我们的地勘单位不能成为不依赖政府的事业费和勘查基金的独立的经济实体，那么我国的地质勘查工作就不可能健康发展，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加强。
　　5.公益性地质队伍的组建没有必要强行推进。从已下放的地质队伍中划出一部分做公益性地质队伍，实践证明很难、很复杂。公益性地质队伍的经常性费用很难落实。现在专业技术人员极其紧缺，另组队伍也很难。笔者认为，公益性地质工作可以按“分制运行”的模式委托出去。现在“地调局+地科院+大区所”的模式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调局的模式是很相似的。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地调局的主要职能是以研究性和服务性的工作为主，如为政府提供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服务。

      铁矿石谈判 中小钢企集体“倒戈”

　　38家企业已与淡水河谷达成5000万吨以上长协矿协议；钢材市场反弹，铁矿石消耗量增加

　　高昂的长协矿价格，愁云惨淡的钢材市场———这让我国大中型钢企从去年年底就陷入了集体巨亏之中。因此在今年的长协矿谈判中，降价至少40%以上，成为中钢协的一条底线。但和大型钢企态度迥然的是，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却已经和矿业巨头签署了长协合同。

　　中小钢企 达成协议

　　记者从一位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已经有35家中小钢企和巴西淡水河谷达成长协矿协议，这35家钢企和淡水河谷达成的进货量大约为5000万吨。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去年全年，淡水河谷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也不过是8500万吨左右。5000万吨的大订单让淡水河谷有充分的信心对今年的铁矿石谈判“不着急”。

　　另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则给出了一个更新的数据：“35家？那是1月份的旧数据了。现在至少有38家中小企业和淡水河谷签了长协合同。”他所在的公司也属于这38家企业之一。“我们刚刚从淡水河谷买了一船矿石。”

　　前几批得以与淡水河谷签约的前提条件都是交纳高昂“入门费”———“按照2008年的长协矿价格从淡水河谷买一船铁矿石”，但是随后淡水河谷放松了条件，连“入门费”也免了，只要企业有一定实力，通过考察即可纳入其长协框架之中。

　　山西某钢铁公司，是首批搭上长协资质这条船的中小钢铁企业之一。该公司在去年11月正式和淡水河谷签订了长期铁矿石供货合同。

　　“我们是交了入门费的！”该公司一位董事对记者透露，为了加入“长期协议矿体系”，付出的“入门费”是3000万元。“就是因为和小企业签了合同，淡水河谷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4月，至少多卖了35船长协矿。”

　　尽管长协矿“入门费”高昂，但中小钢企还是在努力挤入“长期协议矿体系”。

　　“我们都是吃过现货矿苦头的”，该董事表示，现货矿涨跌风险过大，去年以来进口铁矿石现货价格一度狂涨到1590元/吨左右，然后掉头向下，今年4月跌到550元/吨。“这样大的起伏，让很多在矿价最高点购进铁矿石的钢厂，连交给贸易商的30%到50%的保证金都不要了。”该董事解释，因为“毁约”能够省下的钱，足以再买两三船同样品位的进口矿。

　　钢铁行业资深专家徐向春分析，虽然这些长协合同并不直接影响到今年的铁矿石谈判，但是给三大矿山撑腰增加底气却是无疑的。“这造成一种‘中国钢铁行业繁荣，离不开进口铁矿石’的假象，既然如此，矿山也自有拒绝大幅降价的资本。”

　　国内钢企 利益分歧

　　5月底，日照成立了国内首个铁矿石国际交易中心。这个由5家民营企业投资2000万元成立的交易中心，获得了日照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并且就是专门针对现货矿的交易，“主要为国内中小钢厂和贸易商提供交易服务”。

　　此前，中钢协多次表示，只要中国的大小钢企团结起来，谁也不买进口矿，则三巨头再强硬也要向中国市场低头。但对于中钢协提出的“抱团一起上”，钢协之外的钢铁企业，甚至钢协以内的中小企业都不太积极。

　　面对中钢协的指责———中小钢企私自与矿业巨头签下长协矿，扰乱了中方与外方谈判的筹码———一位同样与淡水河谷签订协议的中小型钢企负责人表示。“团结一致对外，首先我们要利益一致！”他说，“我和那些掌握谈判权的大企业，一不共享利益，二无共同‘敌人’。要我们如何响应钢协号召？”

　　他对此进一步解释称，往年长协矿都是低于现货矿，大钢企从中获利丰厚，而小钢企却从未从中分一杯羹。这种情况以去年为甚。“去年铁矿石现货价最贵涨到了1590元，比同品位的长协矿价格要高出四、五百元/吨。那时候有长协资质的大企业，并没有拿出矿石来支持我们发展，反而将低价购进的长协矿高价卖给我们。”他甚至指名道姓点出某大型钢企，因为长协矿进口量巨大，光靠卖矿石就从中获利匪浅。

　　“这些企业都是从长协矿中得利的。现在市场变了，他们就称价格太高他们承受不了，要求我们也配合。”他说，自己的企业就是要抓住这个时机，打入“长期协议矿体系”。

　　贸易商 闻风囤货

　　在这些和淡水河谷签约的企业中，既有中小钢厂，也有铁矿石贸易商。“按照三大矿山的规矩，是不会把长协矿卖给不从事生产的贸易商的。但是现在矿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贸易商只要和小钢厂签一个协议，就能想办法弄到淡水河谷的长协资质。”他所说的“办法”，是小钢厂用自己的名义进口长协矿，实际买矿方是贸易商。而卖方对此并非不知情，只是为了赚钱而装聋作哑。

　　记者采访了几家全国排名前十位之内的贸易商，发现这些公司今年都不约而同加大了铁矿石进口力度，不少公司的计划甚至是进口量翻番。

　　除了淡水河谷，力拓和必和必拓也不甘落后。一家大型铁矿石贸易商的高管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和必和必拓签署了长协矿协议；现在正在与力拓谈长协资质的事。”他表示，与力拓签约也就在近期，因为不久前力拓已经派人来他的公司做最后考察了。“我们预计一共和这两家公司承诺200万吨到300万吨的进口量。”

　　这位高管还透露，与“两拓”签约的贸易商远不止他们这一家。“光是在日照就会签下好几家贸易商吧。”

　　“我们现在暂时按照去年长协价的八折进货，等今年长协矿价格定下来之后再多退少补。”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加入长协框架的中小钢厂目前获得的待遇与大钢厂并无两样。

　　山东万宝集团在2008年全年进口铁矿石350万吨，但在今年1至4月进口额已超过200万吨，如果加上5月份的量，那么这家贸易商上半年的进口量就已逼近去年全年进口量。日照中瑞集团去年全年进口铁矿石400多万吨，今年1到4月份进口铁矿石300多万吨，预计上半年的进口量会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另一家贸易商今年1到5月份进口了200万吨铁矿石，“全年希望进口量有500万吨。”该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

　　但是这些贸易商都否认自己大量囤货。“我们是以期货为主，先和下游钢厂签了售货合同，再向上游矿山订货。运矿船在海上开一个月半个月的，到了港口就运走卖掉了。”上述贸易公司总经理说。

　　“我们库存现货也就20万吨，”中瑞集团一位高管说，市场形势不明朗，贸易商“不敢囤货太多”。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囤货的铁矿石贸易商并不在少数，只是未对外公开承认。“进口矿石堆在港口，确实都‘有主’。但很多‘主’都是中间商(即铁矿石贸易商)。这些矿石并不会马上卖给钢厂，而会等到价格大涨时再高价卖出。”穆仲担任董事总经理的一家贸易商，去年才做起铁矿石生意，穆仲本人此前在大型钢企工作数十年。

　　“有的企业库存量都是平时的5倍。”日照一多年从事物流和电子交易的公司负责人说，“反正先把货拉到口岸，报关就找托儿。”

　　铁矿石 消耗量反弹

　　能够代表铁矿石真实需求的，还是钢材市场的表现。

　　钢价从4月中旬至今已经迎来6周连阳，随着市场价格的反弹，大批中小钢厂开始复产、增产，自然带来铁矿石消耗量的增加。更关键的在于，进口铁矿石的现货价格现在已经是“最便宜的矿石”，因此许多中小钢厂早已弃国产矿而转投进口矿石。

　　“我前几天考察了河北、河南好几家产能在七八百万吨的钢厂，长材、管材都在加班加点生产。有的企业还在新建高炉，预备扩大产能。”中瑞集团常务副总裁王旭日告诉记者。

　　山西一家中型钢企高管介绍，自己所在的工厂去年8月开始减产，现在也已全面复产。关键是，从今年起，该钢企用的已经都是进口矿了。“公司遵循的是一条非常市场化的准则———谁家的货好、价格低，我就用谁的。”在进口铁矿石高品位低价格的优势下，国产矿很自然被“抛弃”了。

　　虽然复产增产，这名高管却强调：“我们还没敢大干全上呢！”该厂目前是奔着钢铁年产能500万吨的量开工，去年这一数字是350万吨，而该厂如果真的完全释放产能，可达800万吨。也就是说，这家厂子也压缩了近40%的产能。

　　这名高管说，他熟悉的中小钢厂都这样，增产了，但没敢完全释放产能。“不能释放，一释放这个市场就塌了。”他说，供大于求的现状，每个生产者也是心中有数的。一般中小钢厂都是“以销定产”，同时保有一定库存量，以此应对风险。

　　记者了解到，由于国家的刺激经济计划在基础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再加上四川灾区重建需要大量建筑钢材，因此复产增产的钢企几乎全是以生产长材、管材为主，而其余生产板材、型材的大小钢厂，依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中。

　　“我们现在就正为南水北调工程、上海高速铁路两个基建项目直供钢材。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吨，占到我们总销量的30%左右。”山西这家钢企的高管说。

　　■ 记者手记

　　亿吨铁矿石流向何处？

　　一边是堆积成山的铁矿石，源源不断的入港船只；一边是铁矿石进口量严重供大于求，继续囤积会造成较大风险。

　　5月底，记者在全国进口铁矿石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城市山东日照进行了相关调查。

　　5月25日的日照港(6.41,0.19,3.05%)一派繁忙景象。离入口还有二里地，拉矿的大卡车已经排起了长队，车队一直延伸至港口的入口处。而港口内，目之所及都是高高堆积的铁矿石，每一堆前面竖着牌子，上书“货主、货名、进出口日期”等信息。一路经过，标榜在“货主”位置上的，既有宝钢、邯钢这些大钢企，也有沙钢等民营钢企，更不乏上海宜钢、中钢货运、北京荣丰等物流公司和贸易商。

　　矿粉堆上，随处可见挖掘机来回忙碌；两艘刚刚靠岸的澳大利亚矿船正在卸货，港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压港现象比较严重。“你现在看见的是5万吨码头，进来的都是小吨位的船；那边有10万吨和15万吨的码头，好多船在等着排队进来。”“现在海面上还有十几条船漂着进不了港口呢。”

　　日照港副总经理臧东生告诉记者，今年1到5月份，日照港的进口铁矿石已经达到3800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现在日照港每天排队进港的船只大约15条，到港船只卸货需要等待七八天左右。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1-4月，我国共进口铁矿石1.87亿吨，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告诉记者，我国钢铁行业每月所需进口铁矿石量只有3000万吨。铁矿石的大量进口，造成了一种假象———中国的钢铁行业正在回暖，中国的铁矿石市场不减反增。

　　在这些假象背后，是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量的大幅减少———从钢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1—4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只有655万吨，同比下降59.5%。与此同时，中钢协在5月31日发布声明，称如果接受日本与力拓达成的采购价格降幅，则中国钢铁行业将面临全面亏损，因此中方绝不接受这一首发价。

　　贸易商的抄底、中小钢企的跟风、国内矿高成本低品位缺乏竞争力而被进口矿排挤出市场，再加之国内企业心不齐，各为其利，偌大一个市场却不能发出统一的声音……种种因素终于再次将铁矿石谈判引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中铝增持力拓的失败赋予了必和必拓再次插手力拓的机会。在否决中铝增持之后，力拓董事会提出的替代方案是配股筹资152亿美元，与必和必拓建立合资公司获得对方支付58亿美元，而这样一家合资公司必然有可能导致“两拓”日益接近，以至于有形成事实垄断之虞。对此，中国当如何防范？

　　首要的措施当然是《反垄断法》。域外管辖是世界主要国家反垄断法普遍实施的做法，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总部在国外的“真正的”外资企业之间的并购纳入反垄断审查行列，有一些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在母国获得批准，却在其他国家／地区被否决，最终导致并购流产。

　　我国《反垄断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这是我们对两拓潜在操纵市场行为实施管辖的法律依据。2008年8月3日公布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第一项是“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全球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两拓”的规模和在华销售额都远远超过上述申报标准，我们实施反垄断审查，于法有据。我们需要严密关注必和必拓与力拓建设合资企业的进程，时刻准备与其他国家有关部门运用《反垄断法》遏制其操纵市场。成员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85%左右的国际钢铁协会(World Steel Association)已经公开呼吁各国反垄断部门否决两拓合资，我们应密切注视后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应加大力度与其他国家和澳大利亚其他规模较小矿产商合作，降低三大矿产巨头、特别是“两拓”对市场的控制力。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国家，寻求中国投资的矿产商比比皆是，相信力拓董事会的否决会令他们弹冠相庆。而且，虽然导致中铝增持力拓失败的首要因素是澳大利亚的政治性风险，但无论口头上如何宣扬，澳大利亚朝野两党主事者都清楚他们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执政者更不能不重视中澳关系。力拓董事会毁约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力图“安抚”我方。力拓宣布撤销中铝对其的195亿美元注资的当天，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会见了中铝方面的代表。陆克文表示，撤销协议的决定出自力拓，而不是政府。他还说，“澳大利亚欢迎外国投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认可这一事实。”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更是对中国投资普遍态度积极，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澳大利亚矿区所在地政府(包括西澳洲和昆士兰州)就均表示欢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是多数积极招揽中国投资，以至于有的国家驻华使节上任之前，总统和外交部长对他的交待就是“衡量你工作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你能从中国吸引多少投资”。因此，只要我们的企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耐心等待合适机会，好的机遇还是会有的。

　　当然，我们若要充分发挥其他投资的替代效应，我们就必须确保其他投资项目条件的底线，包括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日常经营管理的参与权力、收益分享比例，等等，否则我们就等于成了白白付出却不能得到相应回报的冤大头。本来中铝已经是力拓的最大单一股东了，但这回在增持案中却表现得相当被动，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为此，我们需要特别警惕某些企业、特别是某些上市公司和准上市公司盲目扎堆赴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投资开矿的倾向，因为某些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动机可能并不是为提高效率，而是在股市上制造题材，为此他们并没有很强的动机去确保持股比例、董事会席位、日常经营管理的参与权力等交易条件，却会因为这种扎堆投资效应而提高我们的政治性风险。(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力拓公司5日公布, 和必和必拓在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产成立合资公司。

　　公布的方案中显示，必和必拓将在协议生效后向力拓支付58亿美元，以将其在该合资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45%提升至50%。据悉，新成立的合资企业规模约1160亿美元。

　　5日，力拓方面正式声明与中铝交易破裂的同时，也宣布了与必和必拓双方合资经营西澳铁矿石生产项目签署非约束性协议。

    对于觊觎力拓多年的必和必拓公司终于实现了其部分“宏伟蓝图构想”。这距离必和必拓宣布放弃敌意收购力拓才6个月时间。

　　资产规模1160亿美元

　　力拓公司公布, 双方在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资产成立合资公司。公布的方案中显示，必和必拓将在协议生效后向力拓支付58亿美元，以将其在该合资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45%提升至50%。据悉，新成立的合资企业规模约1160亿美元。

　　这事实上已经将占据全球铁矿石供给量70%的三家铁矿石商中的两家合二为一，合计超过全球铁矿石供应量的50%以上，产量超过4亿吨。而去年中国的总进口量也只有4.4亿吨水平。主要资产同在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和力拓这两位“同门兄弟”，不管自身怎样表示“不会影响铁矿石机制和价格”，但垄断已经成为事实。

　　力拓集团董事长杜立石（Jan du Plessis）昨天在声明中表示，该合资企业将建立“无可匹敌的铁矿石业务”，其资产和基础设施都将达到世界级水平。必和必拓集团董事长安德（Don Argus）也表示，双方的合资开启了在拥有世界级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的合作新阶段。

　　明年年中组建完成

　　此次力拓和必和必拓成立西澳铁矿石公司，将双方目前与未来的所有铁矿石业务资产及负债都置入该公司。该合资公司将作为一个成本中心，双方分别通过各自的营销及运输网络出售均等数量的铁矿石。

　　力拓方面表示，合资后双方将能节约100亿美元的成本。

　　高盛投资银行和Gresham 合伙人担任必和必拓在本次交易中的财务顾问，摩根士丹利银行担任力拓的财务顾问。

　　根据双方协议，合资公司的高管层将由力拓和必和必拓共同进行任命。双方初步指定力拓铁矿集团首席执行官山姆·威尔士（Sam Walsh）担任该公司非执行股东委员会董事长，初步指定必和必拓公司铁矿石业务总裁Ian Ashby担任该合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据了解，目前这只是交易双方的协议，合资公司成立的先决条件包括取得监管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以及力拓和必和必拓双方股东的批准。

　　力拓公告表示，该协议在6个月内签署，另外如果不能在2010年12月31日前满足有关先决条件，则所附文件将被终止。合资公司的组建预计将在2010 年年中完成。

　　力拓和必和必拓同时也同意作出排他性的安排，如果某一方不履行，违约方将支付2.75亿美元的违约金等。

　　中钢协强烈反对

　　作为此次交易的双方，力拓和必和必拓的几位高层均非常高兴地表示，“这样的合作将创造世界级资源基地，更高的效率，更大的规模。”但是，此规模的交易已经构成了整个铁矿石供应市场的事实垄断。

　　早报记者注意到，在这项庞大的交易中，力拓虽然提到“双方分别通过各自的营销及运输网络出售均等数量的铁矿石”，但是根据已经透露出的信息，包括双方资产分布，债务资产、管理层安排等等，从形式上分开销售与否，已经成为完全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后，事实上和统销无任何区别。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5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力拓和必和必拓（下称两拓）即将成立的铁矿石合资公司，中钢协强烈反对。“两拓成立合资公司后，澳大利亚的大型矿山就形成一家了，就成了垄断经营。”

　　单尚华认为，与2007年必和必拓提出收购力拓建议的时候相比，此次成立铁矿石合资公司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中国有将近一半的铁矿石需要进口，而两拓出口到中国的量又占据了整个进口量的一半以上。”单尚华同时再次强调了中方的强硬立场：“我们绝对不会接受33%的降幅。”

　　目前，中国与三大铁矿石商的价格谈判并未结束，中钢协一直要求铁矿石价格恢复到2007年水平，即价格下降40%～45%。

　　“两拓”结盟还可能推动年度价格协议谈判模式转向现货市场定价、或以指数为基础的定价机制，必和必拓对此一直持赞成态度。

　　直到最近，铁矿石的定价模式都是以某大型矿商与某大型钢铁商的首份价格协议作为指标合约，业内其他公司都将遵循该指标价格。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高瑞思（Marius Kloppers）5日则表示，与力拓合资不大可能改变富争议性的铁矿石年度基准定价机制。

　　5日，河北一家钢铁集团的一位高层对早报记者表示，目前有三大供应商的谈判都是钢厂占劣势，那么供应商更少的情况下，这样肯定不利于中方谈价格，我们对于这样的交易非常担心。

     位于山东省莱州市的新立村金矿详查探矿权目前正在以66918.18万元的挂牌价格在山东产权交易网上挂牌出让，而由于转让方莱州市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隶属于山东黄金集团，外界猜测山东黄金（600547）将成为该探矿权的最终受让方。山东黄金董秘林朴芳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证实了这一点——公司百分之百是要拿下这一矿权的。

　　山东产权交易网公告显示，转让标的山东省莱州市新立村金矿详查探矿权是2008年4月20日由“山东省莱州市新立矿区深部及外围金矿普查”和“山东省莱州市新立村西金矿普查”合并而成，勘查许可证号：T01120080402000388。此次拟转让探矿权为勘查许可范围内的山东省莱州市新立村金矿详查探矿权之55-91勘探线矿段，该矿段评估范围内，保有金矿资源储量矿石量1118.59万吨，Au金属量33163千克，Au平均品位2.96克/吨；伴生银金属量88300千克，伴生银平均品位7.89克/吨。

　　作为受让方，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具有黄金地质勘查、采选、冶炼资质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3亿元，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且能够一次性付清全部转让价款；而在同等条件下，上市黄金矿山企业优先受让。

　　而作为转让方的莱州市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实际上正是山东黄金集团的下属公司。山东黄金集团网站资料显示，莱州市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从事固体矿产勘查；勘查工程施工、地质测绘等多个方面的专业地质勘查公司。2006年5月加入山东黄金集团，单位名称为：山东黄金集团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成为山东黄金集团实现集团战略，实施探矿增储、矿权经营战略的先行单位之一。

　　林朴芳表示，在国际金价飙涨的当下，收购这一探矿权有利于上市公司今后的发展，目前这一探矿权的转让只是在走国有资产转让的流程，而山东黄金绝不会将这块资产拱手让与他人。
 

      原定年内推出的资源税改革，有可能因经济危机而延后。

　　5月25日，一位煤炭从业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据他们了解，资源税改革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

　　国务院同日批转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称，中国将研究制定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

　　财政部财科所税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孙钢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方案虽已上报，但何时推出并无明确的时间表。资源税改革时会对涉煤费用做些调整，但不会触及资源补偿费。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王燕国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对矿业的冲击，我们觉得目前宏观形势不好，资源税改革时机不成熟，至少应延缓出台。

　　业内人士指出，对资源税改革推出时机的争论，实际上体现了相关利益方的复杂博弈。如果推行税费合一，势必影响原来收费部门的利益；而随着资源税明确改为地方税种，地方政府则对征税反应积极。

　　而在5月25日公布的《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等负责，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由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负责，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改革，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

　　地方煤协建议

　　记者近日获得一份山东煤炭协会提交给山东省政府的报告，建议推迟资源税改革，并将资源税与涉煤收费合一。

　　山东煤炭协会会长张英学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为了给政府制定煤炭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协会就“煤炭税费政策对山东省煤炭企业的影响”做了专题调研。

　　经过调研，协会建议首先暂缓出台各种增加煤炭成本的政策。鉴于煤炭经济已经进入下行时期，煤炭企业经营困难，建议暂缓出台煤炭资源税改革方案、征收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等增加煤炭成本的政策，支持煤炭企业提振发展活力。

　　报告还提出，要尽快推进煤炭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一。目前山东煤炭企业按吨煤3.6元缴纳资源税，按销售收入的1%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双重征收，增加了煤炭企业的税费负担。建议统筹考虑煤炭资源类税、费项目，加快税费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煤炭资源税费合一。

　　“综合成一条，就是先清理涉煤费用，再推资源税改革，这样对煤炭企业更为有利，也可以避免重复征税，”张英学表示，山东省政府接到报告后，已经责成财政部门抓紧研究相关方案。

　　“目前山东吨煤成本已达400元，”山东省煤炭行业协会会长张英学说，由于市场疲软，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煤炭企业现在货款拖欠快速增加，如果再提高煤炭资源税征收标准，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越来越大，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将面临严峻挑战。

　　在主张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税费合一的同时，张在报告中还提出一系列给煤炭企业减负的建议，包括维持煤炭产品13%的增值税税率；清理地方出台的价格调节基金、环境治理保证金等收费项目，并取消对煤炭企业征收的铁路建设基金和港口建设费；暂不在全国推广山西试点的煤炭可持续发展政策；加快电煤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取消煤炭价格双轨制，逐步建立煤炭价格市场形成机制等。

　　张英学对本报记者表示，相关财政部门对这些建议表示理解，目前也已经开始做清理涉煤费用的相关工作。

　　就煤炭行业的提议，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晓华日前回应，增值税改革原则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煤炭行业属于资源型产业，企业的确受到了税率调整的影响，税负有所增加。他表示，应当通过其它方式减轻煤炭企业税收压力。

　　行业冰期

　　与地方煤炭协会暂缓推出的建议一致，中国矿业联合会也建议资源税改革缓行。他们顾及的是中国矿业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

　　5月23日，在中国矿业投融资高峰论坛上，矿联副会长王燕国指出，除了较少受市场制约的黄金(209,0.21,0.10%)行业外，中国矿业经济受到同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整体低迷，目前尚未走出低谷。

　　今年一季度，矿业经济的整体运行与去年同期相比，原煤、天然气、铁矿石产量上升，原油、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下降，企业盈利能力锐减。

　　以煤炭为例，由于增值税调整等因素，全国大型煤炭企业原煤单位成本为每吨327.13元，同比增加65.55元，致使煤炭企业利润增幅下降，亏损企业增加。

　　铁矿石价格也因钢材市场的低迷一路振荡下行，以铁矿精粉为例，去年1650元一吨，今年已经跌至650元一吨。

　　有色金属在一季度也出现全行业亏损，虽然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已出现减亏势头，但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仍同比下降27.07%。

　　“一季度宏观经济出现急剧变化，局部有回暖迹象，但煤炭、钢铁和电力行业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王燕国说，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中国矿业经济整体形势仍不乐观。

　　王判断，这种恶化态势未必会持续下去。“当前形势将促使全行业开始调整洗牌。”他说，在经历一两年的调整洗牌后，整体恢复是有可能的。

　　考虑到宏观经济走势尚不明朗和资源型企业对税费的承受能力，目前如果强推资源税改革，提高征税标准，显然不是业内愿意看到的。

　　孙钢也对记者表示，资源税改革肯定会推高矿产品价格，对经济回暖和部分资源型企业的经营均有一定影响。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也提议清理涉煤费用和资源税改革同步推进。他们主张合理调整煤炭税费结构，将煤炭增值税、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税费统筹合并。

　　今年两会期间，煤炭行业以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反映煤炭企业目前的税费负担——连同增值税改革、资源税调整，以及企业办社会职能、统筹外职工养老等费用，综合税费已经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50%。

　　各方博弈

　　“资源税改革过程中，涉煤费用会做一些调整。”孙钢说，这些费用有些是为调节企业利润而收取的，有些是在一定条件、一定环境下推出的，各地情况都不一样。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赵家廉表示，就资源税费而言，煤炭行业除了资源税、资源有偿使用税，还有一块是采矿权、探矿权的价款和使用费。他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各项税费的界线不清，作用不明，既加重了矿山企业的负担，也阻碍了税费改革的调整空间。”

　　业内分析人士指，国土部门有意将资源补偿费由目前销售收入的1%上调为3%甚至10%，如果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势必挤占补偿费上调空间。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中央和地方分成，中央分成部分归国土资源部统一调配，主要用于补偿地质勘探的费用。显然，不论是资源税改革还是税费合一，都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

　　“这次清理涉煤费用不会触及资源补偿费，我个人觉得完全取消不好。”孙钢表示，资源税与资源补偿费各有用处，各有依据，征收系统也不一样，税费合一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他说，由于补偿费与回采率挂钩，对企业有一定压力，有利用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因此，资源补偿费暂时会继续维持。

　　地方政府则对开征资源税反应积极。

　　“资源税已经明确为地方税种，地方政府是利益的驱动方。”赵家廉说，现在资源税从量计征，原煤每吨征收资源税2-5元，焦煤8元，平均3.5元，约为煤炭销售价格的1%。他估计，资源税改革以后，煤炭税率有可能提高2—4个百分点。

　　至于资源税的征收税率，外界有5%、8%和10%各种猜测。此前，内蒙古方面建议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税率应定在5%到8%的水平，最低也要在2%到5%。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则对资源税改革持中性立场，主张以资源税为重头，统筹考虑税费调整。

　　此前，煤经会向有关部门建议，分步提高资源税征收标准。他们提供了两个操作方案：一是比现行标准提高1个百分点，稀缺煤种按3%-4%征收，其它煤种按2%-3%征收，平均吨煤税负由3.2元提高到7元左右；二是一次提高两个百分点，吨煤税负提高到10元左右。

　　“我们提出这些主张，是希望把资源税作为一个主力税种，优化资源型企业的税制设计。”赵家廉认为，对资源型企业来说，应逐步提高资源税所占比重，使之成为主力税种，加大对资源的保护，同时逐步减轻增值税、所得税比重，最终形成良性的、可控的税制设计。

　　“关于资源税税率的各种猜测都是没有依据的。”孙钢说，资源税改革将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并举，税率定多少，现在谁都不好说，要以最后国务院定的为准。

　　“资源价格改革已经排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宜早不宜迟，虽然暂缓推出，但不可能一拖再拖。”赵家廉表示，资源税改革何时出台，主要取决于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如果经济企稳，年内择机出台仍是有可能的。

     发改委备案的国内第一家矿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正式挂牌。中国企业海外矿产资源并购热潮逐步展开，由于矿产资源投资对资金依赖的特性尤为突出，国内金融业将能从中分食到一块大“蛋糕”。

　　“2009年第三届中国矿业投融资暨走出去高峰论坛”5月23-24日在京召开，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矿产资源并购成为论坛主题。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党委书记王燕国指出，金融机构应在支持中国矿业企业境外投资中发挥特别作用，金融机构应为境外投资的矿业企业提供超前服务，主要是帮助矿业企业进行投资风险的分析，加强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帮助企业了解和把握投资目标国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法规、政策与制度方面的规定，逐步形成并建立全程性的金融服务体系。

　　发改委财金司处长刘建钧指出，矿业开发过程中始终需要一个很强的资金链支持和产业链的支持，投资基金作为新型的资本经营工具，恰恰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首先，投资基金能够为矿业开发提供有效、强有力的资本支持。由于矿业开发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很难适应这种矿产开发的资本支持，传统的商业银行需要企业具有稳定的现金流，或者要用现有的资产来做抵押担保，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或者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去募集一个新开发的矿产项目资金也是不够现实，所以国外普遍都采取能够与矿业开发相适应的新型投资工具来支撑。

　　其次，刘建钧表示，投资基金作为财富投资者，一旦支持了某一个矿产开发企业探矿活动、开采活动，就能够有效的改变矿产开发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第三，投资基金一旦加入矿产开发企业后，还能够为矿产开发企业提供重要的经营管理服务，由于矿产开发企业是产业链条很长的特殊产业，需要下游企业发展的支撑，这些投资基金能够很好的弥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论坛期间举办了发改委备案的第一家矿业投资基金——中矿联合投资基金的揭牌仪式。中矿联合投资基金董事长郑智表示，中国矿业联合基金是经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核准成立的第一批人民币矿业投资基金，自09年1月北京市出台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后，是第一个矿业界私募股权基金。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基金在加拿大多伦多矿业大会上组织了中国海外团队，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等项目现场进行考察筛选了30多个矿权项目，设计矿种包括金、银、铜、铅、锌、镍、铁等。

　　另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境内企业投资境外的外汇资金来源将有所扩大，境内机构除了可使用自有外汇资金、国内外汇贷款、人民币购汇、实物或留存境外利润等多种资金来源进行境外投资外，境内机构可以向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及融资性担保，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后续融资提供支持。更引人注意的是，外管局对这些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核方式也将由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外管局称，此举主要是为最大程度地支持有条件的境内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境外中资企业的扶持力度。
 

      国内首家矿业投资基金成立

　　国内首家矿业投资基金中矿联合基金23日在京成立，该基金由发改委核准，是经国家工商局注册成立的第一批人民币投资基金。据悉，该基金募集目标为100亿元人民币，第一期5亿元已到位。

　　据了解，中矿联合基金将重点投资于并购海内外优质矿业资源以及资本市场上具有较大潜力的矿业上市控股公司，并与各方开展资源整合、项目对接，上市前的投资、信用担保、短期借款等活动。基金董事长郑智表示，基金将帮助300多个矿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融资上市并与美国、加拿大、中东石油主权基金等联合，为国内外矿业资本市场进行有效对接，基金目前已经储备了20多个国内外优质投资合作项目。
   
      熊焰：海外矿业并购正当其时

　　“现在是国内矿业企业走出去并购的大好时机。”在24日召开的中国矿业投融资暨走出去高峰论坛上，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表示。

　　熊焰认为，金融危机使得包括矿业企业在内的海外企业资产大幅缩水，国家的外汇储备高，国内矿业人才储备充足，这些都是国内矿业企业走出的有利因素。此外，良好的政策环境也为国内矿业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环境，“商务部放宽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相关产业振兴规划里鼓励企业走出，这些都为国内矿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说。

　　“民营企业也应该成为走出的生力军。”熊焰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铝并购力拓，五矿收购OZ，走出去的行列中主要是央企，未来的国内矿业企业海外投资的主体构成应该是民营企业和国企。

　　不少矿业企业表示了对海外投资的兴趣。洛阳聚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松峰说，希望能多了解全球资源的情况，发现具有投资价值的矿业项目，“金融危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吧，以前从来没想过要投资海外的项目。”他表示。

　　杨松峰也表示了对海外投资风险的担心，“现在经济形势还没有完全明朗，海外投资的陷阱也比较多，所以还是要看好了才能出手。”

　　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安监总局、能源局等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也在协商会上做了相关发言。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王显政主持会议，提案委员会主任李铁林，副主任王瑞祥出席会议。

    近日，国土资源部下发了《2009年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对2009年全国钨矿、锑矿、稀土矿开采总量指标予以明确。据了解，在我国矿政管理史上，这是第一次对锑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同时暂停钨矿、锑矿和稀土矿3个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至2010年6月30日。针对这些政策措施上的新变化，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负责人。

    记者：为什么要对钨矿、锑矿、稀土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

    负责人：钨矿、锑矿、稀土矿是我国重要的优势矿产资源，多年来储量、产量、出口量居世界前列，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1991年国务院就将钨、锡、锑、离子型稀土列为国家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1994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要求：“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的需要，以及资源稀缺、贵重程度确定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计划批准开采的矿种”。《矿产资源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对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实行有计划的开采。”因此，对钨矿、锑矿、稀土矿实行有计划开采，是我国法律的法定要求。对钨矿、锑矿、稀土矿等实行总量控制管理，直接目的是防止过度开采、盲目竞争，促进对这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有效保护、科学合理利用。同时，钨矿、锑矿、稀土矿等这些重要优势矿产，由于资源本身在储量、市场等方面的特殊性，直接影响世界矿产品市场供需关系。有计划的开采、实施总量控制予以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该类矿产品全球市场稳定、均衡的供求关系，有利于促进该类矿产品全球可持续开发利用。

    记者：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指标的确定很关键。确定2009年钨矿、稀土矿开采总量指标的依据主要是什么？

    负责人：主要是基于2008年钨矿、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管理实施情况和对今年市场因素的预测等，综合研判后确定的。

    2008年初，全国共下达钨精矿(含三氧化钨65％)开采总量控制指标66850吨。去年钨矿实施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效果比较好，全国未超指标开采。

    从市场方面看，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骤减，矿产品需求下降，2008年钨、稀土世界消费量也有所下降，预计2009年形势仍不容乐观。表现在：全球钨消费呈下滑趋势。中国钨业协会提供的数据表明，2008年全球钨消费量整体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折合钨精矿为12.53万吨；国内钨精矿消费量为5.05万吨，出口钨品折合钨精矿5.83万吨，同时进口钨金属包括钨废料约1.25万吨。但是，我国钨精矿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08年平均价格为8.34万元／吨，12月底价格为6万元／吨，比年初下滑40％以上。预计2009年全球钨精矿消费需求仍呈小幅下降趋势。

    2008年初下达稀土矿(REO)开采总量控制指标87620吨，其中轻稀土78500吨、中重稀土9120吨。整体看，2008年稀土生产省(区)未超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开采，稀土矿实施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取得较好效果。从目前市场供求状况看，稀土市场整体走势不容乐观。据了解，2008年，与其他有色金属等矿产品一样，稀土氧化物全球市场萎缩，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2009年我国稀土开采和加工行业可能面临更大挑战。

    综合考虑去年总量控制执行情况、市场需求以及实际情况，我们在确定、下达2009年钨矿、稀土矿总量控制指标时，遵循以下原则：不突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对有关矿种的规划开采总量的要求；钨矿主采指标和稀土矿开采指标原则上不予增加，适当鼓励综合利用；对新增采矿权酌情增加开采指标，据实增加或减少开采指标。

    记者：今年在下达保护性开采矿种控制指标时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第一次实行全国锑矿开采总量控制，那么，锑矿的开采总量指标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负责人：锑矿是国家确定的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之一，是我国的优势资源。

    从我国锑资源储量、近年产量、市场需求情况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锑矿生产国，我国锑矿查明资源储量246万吨(锑金属量)，占世界的55.8%，分布集中在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五省(区)，其锑资源储量占全国的75%。2007年世界锑产量为11.18万吨，我国产量9.4万吨，占世界的84%。2008年产量约为10.2万吨。近年来世界锑产品消费量变化不大，每年为10万吨-12万吨锑金属，2008年我国锑消费量为5.74万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预测，2009年全球锑金属消费疲软，预测国内锑矿开采量为9.8万吨。

    从我国锑矿企业生产实际看，目前我国17个省(区)现有锑矿企业128个，128个锑矿企业上报的2008年的锑金属产量为66567吨，2009年的计划产量为81970吨。

    我们确定锑矿开采指标分配的原则，一是不突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的有关要求，二是基础储量储采比和查明资源储量储采比相结合，并结合各省（区）2008年产量及资源储量来确定、调整。按照以上原则，我们确定2009年锑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90180吨。

    记者：今年在下达总量控制指标时同时提出，暂停受理钨矿、锑矿和稀土矿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至2010年6月30日，为什么要暂停？

    负责人：今年我们对除国务院批准的重点项目和使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或省级地质专项资金开展的普查和必要的详查项目，可以经部批准计划后设置钨矿、锑矿和稀土矿探矿权外，全国暂停受理钨矿、锑矿和稀土矿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以配合实施开采总量控制管理。

    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以往暂停颁发有关矿种采矿许可证进行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几年，钨矿、稀土矿等我国优势资源矿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明显偏低，我国产量明显偏大时，为调控价格、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曾经采取暂停颁发有关矿种采矿许可证等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1999年颁发了《关于对稀土等八种矿产暂停颁发采矿许可证的通知》，2000年出台了《关于继续对稀土等八种矿产暂停颁发采矿许可证的通知》，2005年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强钨锡锑行业管理意见的通知》，我部2006年在下达钨矿、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时也停发了采矿许可证。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我国优势矿产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二是现有资源储量可以满足一定时期内的开采需求。据测算，目前，按照我国查明资源储量储采比计算的静态保障年限，钨矿为78年，轻稀土矿为1023年，中重稀土矿为87年，锑矿为36年。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储量通报》数据显示，钨矿、锑矿、稀土矿年资源消耗量基本在2%以下。

    三是现有探矿权可提供资源储量保证。目前有效的钨探矿权128个、稀土172个、锑174个，其找矿成果将在近几年释放。
 
 
 
 

　　2008年底以来的中国资本市场上，新能源板块的表现十分惊人。与之对应的是，在产业投资领域，各路资本也纷纷看好新能源产业，其中以江浙民资的热情最高。

　　在太阳能光伏产业，江苏和浙江是全国瞩目的“双子星座”。江苏的企业规模大，海外上市公司多；浙江的光伏企业数量多，跟进的资本更加汹涌。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前，江浙一带的太阳能光伏企业在发展壮大中，PE、VC这样的金融资本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而目前的投资热潮中，则以产业资本为主，正泰集团、万向集团、龙柏集团等江浙一带的著名民营企业唱起了主角。

　　在风电设备制造业，江浙一带尽管还没有诞生像金风科技、华锐风电、东方电气这样的大制造商，但位居中游、后来居上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越来越多。根据中国风能协会的统计，中国风电设备整机制造企业中，产量居前十位的企业中有4家在长三角。种种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江浙民营资本打算进入风电设备制造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最活跃、最敏感的资本力量，江浙资本的投资方向选择多为民间自发，但这次“掘金”新能源领域，却能明显看到资本背后的政府推手……

　　⊙本报记者 朱国栋 吴正懿

　　新能源产业吸引江浙资本涌入

　　尽管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突袭下，光伏这个朝阳产业已揭下了“暴利标签”，但江浙资本对这一产业仍趋之若鹜。

　　江苏是中国光伏产业强省，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光伏产业基地。据江苏省光伏产业联盟秘书长魏启东教授预测，到2010年，江苏的晶硅电池和组件将分别比2008年增长2.01倍和2.46倍，高纯硅材料更是增加9.22倍，薄膜电池的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154.7倍。

　　据了解， 江苏省光伏企业有5家进入世界前20强，有280多家为光伏上市公司、骨干企业进行配套的特色企业，集聚效应十分明显。

　　而浙江更像是后起之秀。 浙江省科技厅的统计显示，该省从事光伏产业的规模以上企业约60家，去年实现产值约120亿元，比上年增加70%以上，今年预计将突破200亿元。

　　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在无锡尚德、浙江昱辉等海外上市公司的财富效应影响下，浙江民间资本纷涌太阳能光伏产业，一些企业摒弃了浸淫多年的老本行，忙不迭地转投这个“钱景无限”的产业。当时，在太阳能产业集聚的嘉兴市企业界，流传着“织布3年不如做1年太阳能”的说法，许多当地民企将经编、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撇在一边，花巨资投身太阳能。

　　如今，浙江的光伏产业链基本成型。除硅矿产冶炼、系统集成外，在多晶硅、硅棒生产，硅片切割、太阳能电池板和组件生产、光伏电池应用等方面都有涉及。“进入光伏产业的资金门槛比较高，产能100兆瓦的一般规模企业启动资金约需1亿以上。”浙江省太阳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表示，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资本仍趋之若鹜，因为潜藏的利润实在太诱人，“平均利润率超过20%，有的达到30%以上。”

　　刘富宏提到的浙江开化县，可以说是江浙资本热衷新能源领域的典型。

　　浙江开化县发展光伏产业的渊源是浙江省开化601厂，这是一家专业生产硅材料的军工企业，创办于1968年，之所以选址开化，主要是因为衢州开化是浙江的“小三线”。从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开始，我国的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军用卫星以及神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无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以及我国首个绕月卫星“嫦娥一号”卫星上，所用的太阳能电池硅片主要由这家企业提供。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家军工企业最终为开化带来一个产业带。

　　徐国六原本从事包装箱生产，是开化民营企业家中最早介入太阳能的。他的金西园科技有限公司，在2000年开工生产半导体硅材料的时候，是当时开化县民营企业里的第一家，甚至比后来大名鼎鼎的尚德电力还早。

　　因为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徐国六后来找到了浙江大学的专家，攻克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尽管金西园的发展历程无法和尚德电力等企业比，但到了2006年，这家企业的净利润已达到了数千万元。

　　2002年，万向集团成功收购了601厂，成立万向硅峰电子股份公司，随着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多晶硅价格也开始暴涨，这家企业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到了2006、2007年，硅峰电子的效益好得惊人。

　　金西园、硅峰电子等企业的成功，带动了当地其他民营资本的介入，一些水泥生产企业、家具制造企业也转型生产硅材料。

　　产业资本唱起了主角

　　2004年前，江苏等地的光伏企业在发展壮大中，PE、VC等金融资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2006年以来江浙一带的新能源投资热中，则是产业资本唱主角。

　　浙江宁海是浙江另外一个光伏产业重地。2005年年底，一直与尚德电力有业务往来的宁海县日升电器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光伏产业，公司先后投资3000多万元组织研发。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日升”就形成了75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产能，2008年，该公司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

　　“日升”的成功催热了宁海民营资本对光伏产业的投资热情。据报道，短短一年左右，宁海的民营产业资本蜂拥而入，海益矽金、得裕太阳能、家良光伏、天元光伏等企业的光伏项目投产，他们有的为日升公司配套，有的单独生产太阳能组件，初步形成了“单晶硅—硅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太阳能照明灯具”这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这个集群的发展也吸引了国内风险投资机构的目光，目前已经有2亿多元风投资金进入宁海太阳能光伏领域。

　　2006年才创建的正泰太阳能属于“后起之秀”，凭借母公司正泰集团的资金实力和全球领先的二代薄膜技术，正泰太阳能发展迅猛，并在今年3月成功吸引赛伯乐成长基金、上海联和投资两大私募5000万美元注资，用于高端薄膜电池的量产。“我们进入光伏产业的理由，与3年前完全一样。”正泰太阳能总经理杨立友博士说，“我们准备好了接受大浪淘沙的考验，想成为少数几个笑到最后的人之一。”

　　龙柏集团是浙江绍兴一家主营印染、化纤和织造的传统加工型出口企业，它也在2008年前后介入了太阳能光伏产业领域。它先是联合其他企业参股建立了浙江碧晶科技有限公司，经过技术攻坚，该公司已破解了国内光伏产业发展中原材料纯度较低的“瓶颈”，使晶体硅的纯度达到99.9999%以上。

　　碧晶公司从冶金硅中提纯晶体硅的成功，让龙柏集团下定了加大在太阳能光伏领域投入的决心。

　　随后，龙柏集团在上虞经济开发区组建浙江龙柏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产100MW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项目。据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郑志东透露，该项目总投资8亿元，投资一个多亿的一期工程在2008年底已竣工，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新能源领域是否过热

    江浙民营资本抢着进入新能源领域，二级市场的各路资金也在争抢新能源概念股，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光伏产业还是风电设备制造业，都已出现价格快速下跌、毛利率下降的情况，新能源企业未来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能会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

　　杨立友也面临着国外订单减少的压力，生产线停了一半。“4月份的订单比之前几个月有所增长，但同比仍下降了约40%。”他认为，光伏产业在未来2-5年内有一轮大洗牌，将决定很多企业的命运，但这期间，光伏产业也将迎来新一轮暴发期。他预计，到2020年，全球光伏市场将有20-30万亿人民币，2050年达到100万亿。“许多企业进入光伏业只是看重短期收益，但这个产业高投入高风险，且需要技术支撑，盲目进入可能遍体鳞伤。”他说，只有做好长期准备、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才能坚持到最后，分享这块大蛋糕。

　　杨立友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光伏产业是利好。他说，目前多晶硅、电池、组件等价格已跌到合理水平，多晶硅的市场价从顶峰时期的每公斤500美元降至每公斤100美元以下，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有利于太阳能发电的应用和推广。“政府的‘太阳能屋顶计划’等政策利好，正是考虑这一背景适时出台的，并可能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

　　最近，无锡尚德董事会主席兼CEO施正荣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承认：“光伏泡沫现在肯定是破裂了，多晶硅价格再也不会回到从前。”

　　一路狂奔疾进、看似风光无限的光伏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突然刹车。“国内光伏产业的市场和硅原料99%都依赖国外。去年四季度开始，随着国际订单大幅减少，企业的日子变得不好过。”沈福鑫说，按常理，进入4月份应该是国外订单的高峰期，但今年企业接到的订单寥寥。有几家已经花费巨资购买了国外生产线的光伏企业，不敢贸然上马而是选择了观望。在采访过程中，沈福鑫接到多个电话，都是邀请浙江的太阳能企业前去参展，对方给出6折的摊位费折扣，但沈最关心的问题是“有没有国外采购团”。

　　“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光伏产业的泡沫也快吹破了。”沈福鑫说，浙江60家光伏企业中，目前正常生产的仅30家左右，其余一半或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或是正在建设过程中，“在政府鼓励和利润诱惑下，光伏产业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激烈的同业竞争；与此同时，国外光伏市场也渐趋饱和。”他认为，二级市场对太阳能概念股的热炒已经过度，“这个产业前景虽好，但离大规模商业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沈福鑫表示，鉴于行业无序竞争的状态，浙江省太阳能协会希望制定光伏业的“准入门槛”，但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各级政府都把光伏产业作为重点招商项目，从地方经济考虑，他们不想设门槛把项目挡在门外。”他说，作为投资者，投资哪个产业完全是市场行为，确实很难干涉。

　　今年3月，备受瞩目的甘肃敦煌1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场项目招投标落幕，国投电力携手天威英利开出了0.69元/千瓦时的惊爆价。作为18家竞标单位之一，正泰太阳能总经理杨立友认为这一价格必亏无疑，低得不可思议。“按照现有的成本与技术，1.5元/千瓦时左右的价格比较合理。”他预测，在2012年前后，太阳能发电成本可望降到1元/千瓦时。“随着后期政府利好政策的不断释放，冰封的国内市场有望启动。”

　　杨立友、沈福鑫们的担忧已在统计数据上有所体现。 根据中投顾问公开的资料，2009年一季度江苏光伏产品出口额仅为6.4亿美元，同比大跌48.1%，而在2008年�